中国高职如何走出“国际范儿”

——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现状调查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一个瓶颈。建设国际化的高职专业人才队伍，迫在眉睫。

■我国高职院校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理念上应该更多与国际接轨，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亟需建立。

■高职“走出去”要讲究竞争策略，不能一哄而上、无序竞争，我国高职院校应进行准确定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分步、分类、分项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

■理解国际合作办学的意义至关重要，要将其看作一条鲇鱼，使其激活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教师培训、文化建设、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

开学在即，高职院校迎来新生。一些院校的新生中，不乏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面孔，其背后正是近年来中国高职招生逐渐发生的变化。

就在不久前的录取工作中，一种现象普遍存在，相当数量的高职高专院校遭遇“零投档”。与国内生源萎缩的“冰”相比，国外生源却呈现火热的一面。“2012年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有633个，占整个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46%，可见几乎差不多有一半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7月2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解读刚刚闭幕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说。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通过开展“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程、实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项目建设等改革举措，有力提升了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走出去”正当其时。

然而，我们又看到，在当前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步伐中，也有杂乱之声，有时甚至会走弯路。面对国内生存危机和国外一流高职院校竞争的双重夹击，我国的高职院校如何调整步伐才能走出“国际范儿”，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师资国际化是核心也是短板

“缅甸的职业院校有多少所？”

“不知道。”

“缅甸的职业教育学生人数有多少？”

“不知道。”

“缅甸的留学生规模有多大？”

“不知道。”

这是近日记者跟随某高职院校代表团去缅甸招收留学生时，与一位高职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的聊天记录。

作为从事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职人员，理应对目的国的情况有所了解。而这种反常的情况，在一些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部门的工作人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这位院长向记者坦言：“我也是半路出家，因为在二级学院的所有干部中，我的英语略微好些，就来当院长了。”记者还了解到，相比这位院长所在的学校，代表团的一些院校没有专门的国际教育学院，只有外事处。

“面对全球进行招生，我们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江苏一所职院的外事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外事办只有四个人，一个主任和一个副主任，还有两个职员。有很多去国外招生的宣讲会，我们都不敢出去。一出去，就会积压一大堆行政事务，所以招生只能是个‘副业’，对它真是又爱又怕。”

在接下来的与缅甸高职院校的合作洽谈会上，记者看到，一些院长不会讲英语，全凭自己带来的专职翻译进行沟通。“懂专业的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不懂专业。”一场洽谈会下来，有的人只是混了个脸熟。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对外交流合作的一个瓶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孙诚对记者说，在全球化进一步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急需既懂“专业技术与外语”又“通晓行业国际规则”的人才。

在过去几年里，我国共选派了7000多名职业学校的教师和管理干部到国外学习考察。这个数字的取得已属不易，但对于正在不断加速的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步伐而言，还是显得有些不足。记者在清华大学网页上查询到，该校2009年一年的出访师生人数就达到了6000余人。

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职专业人才队伍，已迫在眉睫。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教师的国际化是高职‘走出去’的一个核心问题。”孙诚说，可以在高职教师培训方面，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例如建立“教授海外进修假”制度，规定学院现职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有半年或一年的进修假，其间，至少有一个季度赴国外大学交流进修；同时，让新聘教师进行海外访学，规定对获得硕士以上学位或行业较高级别认证的新聘教师，在其来校工作满3年后公派出国进修。没有条件的，最起码可以规定每个专业每年至少聘请一名外籍教师进行一次专业讲座。

质量标准和评估机制有待与国际接轨

最近，老挝导游郑女士有点烦，因为她的女儿在中国并没有学好汉语。

“现在在老挝，如果你拥有一口流利的汉语，会找到很好的工作。”郑女士说，所以去年她把女儿送到云南的一所职院去学习汉语。

然而，一年下来，女儿的汉语并没有学好。无奈之下，她决定让女儿退学，准备下半年把女儿送到新加坡的学校去学习汉语。“听说那边的教学要严格得多，能够真正掌握流利的汉语。”

郑女士的烦恼，体现了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在教学质量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国内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国际合作办学，更多只是追求了“形式上”的国际化，而忽视了“实质上”的国际化。

西部一所职院的外办副主任告诉记者，很多高职院校师资的国际化水平较差，最基本的英文教学可能都达不到，而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理念上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应试式、填鸭式的，根本没有与国际接轨。

除了师资水平，专业设置也存在问题。《2009年中国大学指南》显示：高职院校的中外联合办学专业中，财经类、旅游类、管理类等文科专业超过合作专业总数的70%，而农、林、牧、渔等理工类专业不到专业总数的30%，动漫、数控等高技术专业更少。普通专业设置过多，没有体现高职特色，热门专业过多，没有体现地方特色及学校特色。

“职教国际办学的专业设置，要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南京工业职院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处长周玉泉告诉记者，此外高职专业设置与本科专业设置应该有所区别。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与本科院校错位发展、共同发展。

“在保障办学质量的过程中，评估往往会成为控制质量的有效手段。”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办公室乔峰指出，因此，要做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监控工作，首先应该从项目招生开始，在师资聘请、教学组织等教育实施的各个环节建立起适合高职院校特点的质量标准。其次就是应该建立具有独立性、公正性、系统性和权威性的质量评估机制。

教育部于2011年7月决定全面实施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质量评估，但对于高职教育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而言，仍没有相应的专门举措，宏观上只是靠国家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定期的备案管理和检查，以及涉外教育监管网的信息发布。合作办学项目质量参差不齐，政府缺乏有力的外部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在建立质量评估机制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些成熟做法。例如，在学校外部建立诸如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EQC)、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及澳大利亚大学质量局(AUQA)这类机构，来对学校整体的教育质量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育质量进行监管和评价；在学校内部，也应该设立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监控部门，严格依据合同协议，加强对合同协议所规定具体条款实施过程的日常监控。

“走出去”要有统筹规划避免无序竞争

记者近日在参加一场中国高职海外招生洽谈会时，看到了一些不“融洽”的场面：两所中国的高职院校为了争取一所国外职院的生源，竞相给出各自的优惠条件。“你给半额奖学金，我给全额奖学金。”一来二往，这所国外的院校还没有开口，已经拿到了中国高职院校能给的最大优惠条件。

“我国的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意‘走出去’的时机和方式。”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王宏海告诉记者，不能一哄而上、无序竞争，否则将是一盘散沙。

“当前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多为学校自发组织。”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梦卿指出，在合作对象的选择及合作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以专业领域划分或者以地域特色划分的国际高职院校信息库。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锡耀则更系统地提出，我国的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三分而后行”，即分步、分类、分项实施。

分步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规划。这个规划不是拍脑袋就出来的，而是要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做好国情调研，研究对方国家的需求，列出清单，最后制定出规划。

分类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专业划分。不要全面开花，应该按照每个学院的特色专业来错位招生，否则会陷入恶性竞争。

分项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细化项目，例如留学生、教师、校长等多方位地“走出去”，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项目。

记者跟随国内高职院校赴缅甸招生期间，参观了多所缅甸的高水平技术学院，其中很多都是日本、德国等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直接援建的。

“出国后才发现，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校企合作推动国际办学方面的差距有多么大。”周玉泉说，我国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借船出海，在学生培养、课程设置、硬件建设等多方面与中国的跨国企业合作，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海外办学的成功率，大大促进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要探索和规范中国职业学校到国（境）外办学。”葛道凯在解读全国职教工作会精神时指出，“为什么要到境外办学呢？因为我们国家的企业走出去的越来越多，中国产品走出去的越来越多，我们要发展和中国企业以及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使我们的国际市场能够更加巩固，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而谈到在国际职教市场上，如何与德、日、美等发达国家的职业院校开展竞争时，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规划与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罗尧成指出，可以利用我国的语言和学科特色，在较发达国家教育市场上争取以“补缺者”角色输出我国的职业教育；而针对其他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教育市场，则可以利用我国在制造业、制造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中的相对优势积极开拓教育项目。

借国际合作办学激活高职教育改革

对于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黄副院长而言，申请招收外国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8年，当刚从国外考察回来的他，抱着材料去省教育厅申请招收留学生时，得到的回答是：“本科招收留学生就行了，高职院校还招什么留学生啊。”

经过该学院5年多不懈的“个人”努力，终于在2013年经省教育厅审核批准，可以招收留学生了。

与黄院长相比，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外办副主任唐现文则要幸福得多：“我们当初申请招收留学生时很简单，就是去省教育厅备下案就可以了。”

审批制与备案制的差别，体现的是对高职院校“走出去”的不同理解。而这种理解上的不同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别。

一位职业院校的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向记者介绍，我国从2006年至2010年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在此基础上，我国教育部于2010年，在原有已建设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基础上，新增100所左右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以此继续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与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不同的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重点建设内容中，明确引入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这位院长说，不管质量如何，反正得把国际合作办学开展起来，先把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验收通过再说。

同在江苏，一所职业院校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则向记者倒起了苦水：“国际合作办学对于我院而言，就是一个鸡肋，院领导不重视，投入很少，而很多学院也认为我们是在给他们找麻烦。”

而在另外一些职院，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唐现文说：“国际合作办学，对高职院校的改革和发展有一种倒逼作用。这要求我们的工作更加细化。比如，来自印尼的留学生多数讲英语并信仰伊斯兰教，因此我校从教育教学，到食宿管理等方面，都要做有针对性的改变。”

“国际合作办学，就像是一条鲇鱼，它能激活各个学院的课程改革、教师培训、文化建设、后勤服务等方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杨艳说得更形象，生源也是一个大问题。通过对国际生源的抢夺，才能对目前的高职院校进行洗牌。

“高职院校‘走出去’还处于摸索阶段，一切都在探索当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孙诚说，但是有一条是确定的，那就是不走这条路，高职院校肯定是无路可走。 （记者 禹跃昆）

【链接】

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开始萌芽。1983年，由国家教委牵头，南京市教育局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建设了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现更名为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三年制中职和五年制高职学历教育，从此拉开了中国与外国职业教育合作的序幕，为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奠定了基础。1993年，金陵职业大学与澳大利亚高校合作举办联合课程，成为我国高职教育领域首例跨国分段式合作办学的个案。 随着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沿海城市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逐步兴起。这一时期，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处于尝试探索的初级发展阶段，政府在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中起着主导和引领的作用，民间自主探索相对较少，合作办学主要分布在沿海开放城市，办学模式多为松散型。

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以来，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办学越来越多。据教育部2002年年底统计，经教育部门审核批准的全国中外合作项目有712个，其中学历教育项目有372个，非学历教育项目有313个，幼儿园项目有27个，在学历教育项目中，中职和高职占了50.27%，非学历教育项目中也有大量属于职业教育范畴。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之后，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了较快发展。地方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也越来越多，2008年年底，浙江省已有高职中外合作项目32个，当年招生1572人。2009年年底，江苏省报教育部审批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404个，为全国第一，其中高等学历学位教育338项（研究生层次14项，本科层次94项，专科层次230项）。

（资料来源：赵双兰 李梦卿《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教育发展研究》）

《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5日第5版